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道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影视剧也开始一扫过去的革命主义和集体主义，转而关注起了个体的需求，譬如《庐山恋》中那石破天惊的一吻，又譬如《芙蓉镇》里那句惊世骇俗的“还我男人”。其中，女性作为在传统社会中受到更多压迫的一方，在银幕上得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比如下面的这两部影片。
影片《乡音》以家庭为视角，洞窥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典型陋俗。在这个夫唱妇随的中国封建式家庭中，木生虽然爱自己的妻子，然而大男子主义思想却让他耻于关心妻子
导演创造了一个电影的世界，这个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单纯剪花，或者说净化了，这个电影的世界完全是为了表达编导的意念购制的 。
影片提出了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问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真正幸福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进一步铲除封建思想对普通人精神的束缚。影片的表层是清新淡雅的风格，内在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反思。
陶春，是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中的一个，是有概括意义的艺术形象，她是一个普通妇女，是一个好人，但却：也是一个新人。
从《乡音》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
看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根源
范达明
影片《乡音》显现的那个独特“角落”的社会存在固然是原始的和落后的，但毕竟不可能长远地同整个中国大地绝对相分裂。新时期迈开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四化步伐，也开始通过这个独特“角落”的内部矛盾而引起着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共震!《乡音》的编导正是如此地去尽力折射出这个“角落”的时代感的。在这里，新与旧的交替，通过这个“角落”两代人的冲突，甚至也已表现得相当明显。
如果说杏枝的爷爷与明汉的师傅所代表的是这个“角落”的过去的社会存在与生产方式的话，那么，杏枝与明汉这两个年轻人，无疑是代表着这个“角落”的现实社会存在的发展方向，即新兴的未来的社会存在与生产方式了。两代人的冲突在杏枝与其爷爷的关系中具有特别尖锐的、不可调和的趋势 ［此可以杏枝一脚把爷爷编好的斗笠“踢得乱滚”（c8—9）为极致］；而在明汉与其师傅的关系中，则有前者改造与胜过后者，后者努力学习与赶上前者
一支爱和希望之歌
——从《乡音》序幕看《乡音》主题
范达明
人们都说《乡音》是一出悲剧。但它首先应当是“一支爱和希望之歌”（萨杜尔语）。它用独特的“乡音”来讴歌的。没有木生与陶春这对夫妻建立在辛勤劳动基础之上的小农家的“爱和希望”，及其伴随陶春被病魔即将夺走生命而导致这对恩爱夫妻及其充满希望的小农家的即将毁灭，就没有什么感动人心的悲剧可言。其实，在那近乎隔世的山区“角落”的近乎原始的社会存在条件下，这对劳动夫妻那独特的“爱和希望”，先决是作为一种既定的情境规定而贯串与渗透在全片之中的。很多评论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基点估计不足，往往更多地把着眼点放在这对夫妻之间表面的所谓“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之类的“不平等”、“不公平”的伦理关系上，而在论述这一点时又没有从这一“角落”的社会存在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入手，这种就事论事、随心所欲的评点，缺乏起码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以致把影片本来赞颂的，事实上也是属于“我们民族的精魂”（王一民语）之美德的东西，当作了封建伦理的糟粕来加以贬斥
多么具有人道主义情怀
文革后的80年代，中国的电影实在是太辉煌了，几乎完成了所有领域的第一轮探索。人道主义的情怀，怀念！
《乡音》既然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那么它必然渗透着某种价值导向，某种道德寄托。在古老的语境里品读古老的文化，自然难以发现文化自身的匮乏。在过去接近40年的今天，重新去品读《乡音》，那作品的一切却都变得怪异和诡异起来。 传统的文化一直推崇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传统的中国人典型形象。偶尔天地君亲师，偶尔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封建的传统的道德伦理要求，具体落实到一个人身上。它不是现代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个人，而是某种过去价值的残余，在个人身上郁结成某种尴尬红肿不忍直视的溃烂。
《乡音（Country Couple）》：在家时青衣绿叶，出嫁后面黄饥瘦【第4届金鸡奖最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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