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麦克白》第四幕第四场
如果从“起承转合”的角度来看,《鸟人》之“转”,始于主人公同剧评人的撕破脸皮。稍早之前,观众就已获知,“脸皮”,或更文雅地说,“形象”,对这位过气演员有多么重要。实际上,和所有具备足够深度的“圈内戏剧”一样,《鸟人》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一系列事关戏剧本体的重要议题,从而使自己清楚地区别于那类辛辣却浅薄的讽刺小品。事实是,影片或许向我们道出了伶人最为根本的生存困境——说它“根本”,是因为这种困境正植根于“伶人”这一身份本身——“伶人”只有在观众的眼中才看得见自己的存在;但其所见,与其说是自己,毋宁说是自己的“形象”——一张或滑稽或悲哀的面具。正是这一点,成为了迈克尔基顿饰演的主人公全部焦虑的源头: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他感受不到存在的重量——前途是明摆着的
“汤姆森不知不觉中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只能称之为‘超级现实主义’。血液在文字层面和生理层面双重迸发,演员和观众一起,那是真的血,那是美国戏剧中极度缺乏的真实之血。”
——在里根“如愿以偿地”又或“偶然且必然地”崩了自己的脑袋,以让自己“不存在”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之后,曾经对里根嗤之以鼻的《纽约时报》评论家塔碧莎·迪金森写出的《出乎意料的美德》如是说。
“这部电影是‘反好莱坞’的,是‘反过度解读’的,是‘反消费主义’的,是‘反超级英雄类型片’的,是‘反新体验主义’的。如果说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小径交叉的现代文学式的结构主义文学蓝图,本影片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则像是一条迂回曲折却连绵循环的小径,指明了后现代艺术式的新好莱坞主义方向。
“当主角里根从床上苏醒过来,揭开那鸟人面具形状的白色绷带,跃向那‘存在’与‘被爱’的天空,最终博得女儿的欢笑与崇拜时,里根终于‘感受到自己在大地上为人所爱’(来自雷蒙德·卡佛诗篇《最后的断片》)的感觉
墨西哥导演亚利桑德罗·伊纳里图的电影从来都不是娱乐,而是痛苦和折磨。从《爱情是狗娘》、《21克》、《巴别塔》到《美错》,似乎让人类在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里谋生仍不够辛苦,还要用事故,灾难,绝症,死亡来增加难度。《鸟人》不再玩重口味,掠奇,脏乱差,而是用虚虚实实的故事,辛辣幽默的对白,帅呆的摄影,把折磨转向了我们的内心。
《鸟人》的最大特点是分不清电影里发生的事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雷根的想像。偏偏摄影还用了现场感很强的长镜头,而且是一个镜头从头到尾。我们仿佛钻进了男主角雷根的大脑里,和他一起感受他所有经历和心情。
过气多年的好莱坞超级英雄片明星雷根不知是灵光乍现,还是中年危机的驱使,将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什么》改编成同名舞台剧,并且兼任导演和主演。这部舞台剧即将在百老汇首次公演。对雷根来说,这是他倾家荡产,拼了老命的最后一搏。而在美国文化圈,好莱坞超级英雄片代表“商业”, 百老汇代表“艺术”。一个超级英雄片的明星,偏偏想要到百老汇的舞台上证明自己的才能
【鸟人】震撼!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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